摘要：現在勞動力可以自由進城，但是人口不行，人口有戶籍才能進城。這導致了城市里面沒有穩定勞動力供給。農民工在城市里面工作幾個月，年底春節農民回家了，回來以后就不一定在這個企業干了，改換門庭，跑到別的行業，甚至不回來了。

　　近期，在天則經濟研究所雙周論壇上，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鄭振源作出上述表述。

　　鄭振源認為，第一代農民工已經高齡化了，他們的接班人是農村6100萬留守兒童，而這些6100萬留守兒童在農村受的教育很差，心理素質也很差，靠留守兒童接班不靠譜。所以戶籍制度造成城市勞動力供給以后會發生困難，發生危機。

　　鄭鄭源支持戶籍制度改革不管城市大小，一律開放。他舉例說，重慶2010年的時候籌措1100億，花一年半時間，把300萬農民工市民化了。重慶都能做到，為什么其他大城市不能做到?就看城市是不是往這個方向努力。

　　經濟發展就是工業化、城鎮化的過程，工業化、城鎮化需要有必要的勞動力供給，在計劃經濟時期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，農民要進城，得有招工計劃才行，城市化就得不到足夠的勞動力供給。改革開放以后，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，農村勞動力有自己自主支配權。十四大報告也承認建立勞動力市場。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了，可以自由擇業，沒有限制，所以城市里得到1.7億農村廉價勞動力供給，加上幾百萬公頃廉價土地，促進了工業化發展。不過，勞動力可以自由進城，但是人口不行，人口有戶籍才能進城。

　　這樣導致了兩個問題：

　　第一，城市里面沒有穩定勞動力供給。農民工在城市里面工作幾個月，年底春節農民回家了，回來以后就不一定在這個企業干了，改換門庭，跑到別的行業，甚至不回來了。城市缺乏穩定勞動力供給。還有現在第一代農民工已經高齡化了，他們的接班人在哪里呢?接班人是農村6100萬留守兒童，2010年開始整個勞動力人口都降低了，城市勞動力供應又要發生問題了，必須提高勞動力質量來補給。而這些6100萬留守兒童在農村受的教育很差，心理素質也很差，怎么靠他接班呢?所以現在戶籍制度造成城市勞動力供給以后會發生困難，發生危機。

　　第二，造成不平等的社會群體。現在我們有三個社會群體，農民、農民工、城市居民，三者間待遇是不公平的。這就發生問題了，在廣州農民工和當地居民械斗，打架。為什么打架?因為不平等。現在很多城市居民反對農民工市民化，為什么?因為農民進城以后就要分享市民的公共服務，造成了社會群體的割裂，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，所以必須要改革。

　　改革怎么改?

　　改革開放以來，戶籍制度已經走了幾步了，2014年發表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，2015年出來居住證制度。國務院出來的戶籍制度改革是怎么改呢?是門檻式的、階梯式的改革方案。就是進城要有幾個階梯，要有幾個條件，需要幾個門檻。這個門檻越到大城市越高。而且戶籍制度開放的程序是小城市先開放，中小城市在后，特大城市在最后，特大城市是程序在后、門檻最高。我認為這個戶籍制度改革不行，解決不了問題。按照統計局統計，60%多的農民工是在大城市，光開放中小城市，不能解決問題。而且這個門檻是把城市需要的低端人口排除在外了。比如，現在北京市保姆少了，小時工少了，漲價了。

　　農民工市民化需要什么條件呢?

　　我認為需要四個條件：第一，他們在農村宅基地和承包地要能夠賣得掉，得到足額補償。第二，城市里面要能提供他住得起的房子。第三，城市里要給他們跟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，包括醫療和教育，不僅是義務教育，還要讓他能夠在城市里面中考、高考。第四，要跟城市居民平等的社會保障。有了這四個條件，馬上就可以市民化。

　　所以現在我認為要改變戶籍制度改革的方法，不管城市大小，一律開放。要創造這個條件，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開放，就可以轉成戶籍人口。重慶2010年的時候籌措1100億，花一年半時間，把300萬農民工市民化了。重慶都能做到，為什么其他大城市不能做到?就看城市是不是往這個方向努力。要改變階梯式的戶籍制度改革辦法。

　　另外，對劉易斯拐點我也有點看法。劉易斯拐點提出來有一個前提條件，有一個背景，是勞動力和土地是可以自由流動的。在這個情況才出現劉易斯拐點。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很多，實際上是勞動生產率問題，農村里面有很多剩余勞動力，因此勞動生產率是平的，剩余勞動力進城了，剩下的農村的土地可以轉到留在農村的勞動力里面，可以擴大經營規模，提高勞動生產率。勞動生產率提高了，收入才提高了。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城市工業勞動生產率差不多的時候，雙方收益也差不多了，這時候農民就不愿意進城了，拐點就出現了。這個拐點出現在什么時候呢?日本出現在農村人口減少到10%的時候。美國和加拿大是5%的時候出現這個拐點。中國什么時候出現這個拐點?現在有的專家說現在已經出現了，我認為現在還沒有，現在城市收益高，農村里面有的村莊甚至找個殺豬的人找不到，找一個埋死人挖坑的人都找不到，所以還是往城市里面走。